教育部回应降低英语教学比重提议，教育专家和教师有话说

成立之初，衣復恩曾建議三個名稱供蔣經國選擇：「中國航空公司」、「中華航空公司」、「華夏航空公司」，最終以「中華航空公司」作為定案，登記資本為新台幣四十萬元整，職員約26名。

下圖是過去30年進入第三階段投票的罷免案。而在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的2018年選舉，他拿到89萬2545票，當時高雄選舉人總數為228萬1338人，也就是說他獲得39.1%的選民支持。

而投票通過門檻，1994年時的修法結果最嚴苛，而1991年時與現在相比，由於計算方式不同，只能說各有高低。直到2014年時，蔡正元罷免案時這些罷免的高門檻與限制，再度受到大眾關注。依據現有的規定，必須有四分之一的選舉人投下同意票，並且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，罷免才能通過。其他三位對手加總的得票數為76萬4362票。做為參考，在今年初總統大選，韓國瑜在高雄市獲得票數為61萬896票，代表他獲得26.6%的選民支持，而對手蔡英文獲得109萬7621票（47.7%）。

同意票數也從只需高於不同意票數的相對多票數，改成絕對多票數，同意票數需高於投票總數的二分之一。另外還加入不可宣傳罷免、不可與其他選舉合併的限制。民進黨首長安撫民心的做法確有幾分道理，可是這種遊走尺度邊緣的行為應儘量避免。

社會問題當然不可能輕易解決，在完善社福政策的過程中，大眾應該先改變對「社會安全網」的過度期待。就算輿論不乏保守民眾對精障者、司法的不信任言語，也常常見到知識菁英嘲諷大眾的不理解情緒，整體而言，積極討論、嘗試理解總是會有效果。「靠教育改變社會」是老生常談，這裡說的教育不只是學校教育，而是各種知識領域的互相衝突、學習、普及與調適至今還記得有她的傾聽，舒緩了情緒上的緊張、害怕與不安。

貼近一點的說法，就如同每個人都不能控制自己的血糖及血壓一樣。記得當年，我一張口和她說話，眼淚就潰堤般地滾滾而流，她也和我分享她身為德國人也有這樣被霸凌的經驗，讓我感覺好過一些。

患者也應該治病，但很多患者並不認為有病應該被治療，因為他們確實聽到有人詛咒他、感覺有人要害他、覺得別人跟蹤他，他們腦子中所想的事，不斷被廣播出去，他們認為腦中所想的事，周邊所有的人都知道。如果要說殺人有罪的話，個人覺得要嚴厲追究的，反而是縱容消防設施關閉、危害公共安全的台北市政府官員。他們因為症狀自己根本無法控制自己。筆者在二十幾年前，是在德國的精神科病房擔任護士，曾在德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被長官職場霸凌，在延長試用期間個人也覺得在工作時被同事監看，做什麼都覺得不自在，心理壓力高漲。

當時我感覺到被同事監視的感覺強烈鮮明，我不可能否認自己的感受，而承認自己是病人，只是我有受過精神科的訓練，意識到自己的感知強烈的轉變，而這變化是如此之快，只在一念之間，自己就陷入如溺水的心理困境中，找不到出口。從此以後，我對精神病的患者多了份同理心，因為對精神病患症狀的否定，也是對他們感官知覺的否定，無法取得病患的信任。對曾經身為精神科護理人員的我來說，我們接觸到的是一個一個的人，患病者因病狀，沉浸在非現實與理性的思考及情緒中。當然犯罪者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。

病患將永遠會被以異類看待，大家永遠把他們當不定時炸彈。在德國因為這樣精神病引起的犯案，為了社會安全，他們的監管保安可無限延長，對某些個案的保護安全管束超過50年以上，從犯案至今都無法脫離監管。

因為他們的精神個個正常，明知施工關閉消防設施，妨礙公共安全，卻沒有稽查，柯市長反而推說，人民有遵守法律的義務。只是如果不正視此病的實質問題、不去了解病患，不使他和社會建立信任感，社會只追究結果，喊打喊殺非常容易，甚至槍決也不過是一顆子彈的問題。

當保安期限快到時，每次的保安延長都有嚴格的精神醫學評估，以免造成社會不安。個人認為市府漠視公共安全的問題，造成結構性的謀殺比個人精神失常的罪刑更大，因為它造成的死亡更多，危害社會安全比例更大。當時覺得自己已快變病人了，還好有個同病房女醫師和我談話，她知道我被一再延長試用期，心情不好受。但如果接觸過思覺失調者，會知道他們的傷人、殺人，很多是急性症狀引起的感知扭曲所造成的不安害怕，我們對他們只能希望事前能多建立起信任關係，陪伴他們，讓他們接受治療，減緩扭曲的感知症狀，避免造成他自己及社會的傷害。記得當時找不到信任的人可以訴說，上班時感覺別人的眼光就像銳利的刀一樣地刺痛我，即使轉過身，身後脊背感到一陣冰涼，因為意識到同事的竊竊私語，他們都像是在針對我。如果他們真是如我們想像的不定時炸彈，我們要拆的導火線是給他們溫暖，試圖了解他們的想法，取得信任並陪伴他們去看病。

這代表我們的社會安全網要遍及每個人，多關心周邊的人。它挑戰的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人性。

其實他們對自己的症狀無法控制，無論他們殺的是總統、警察還是他自己。但如果民眾因個人利益不遵從法律，不是政府部門應該貫徹公權力，全力稽查勘驗嗎？不然，人民何需賦予市政府公權力？一個市府首長，不檢驗反省自家公樸的責任，讓錢櫃KTV各項公安檢查合格，造成六人死亡，市府不但沒有究責，還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，妄稱責任是市民不遵守規定，市府監督部門竟可不用負任何責任。

大多數有這樣感受的人，都會感到自己生命受威脅，而非自己生病。要知道，一個思覺失調症患者有千分之三左右的比例存在於我們的身邊，我們每個人或自己的親友都有可能會生這種病，如果我們不能試圖了解他們，他們的被隔離感會越深，他們的害怕與憤怒會更甚。

Photo Credit: Shutterstock / 達志影像 他們在監管保安中，可以穿自己的衣物，但必須被看管而沒有自由，長期接受治療與定期做精神鑑定評估要知道，一個思覺失調症患者有千分之三左右的比例存在於我們的身邊，我們每個人或自己的親友都有可能會生這種病，如果我們不能試圖了解他們，他們的被隔離感會越深，他們的害怕與憤怒會更甚。貼近一點的說法，就如同每個人都不能控制自己的血糖及血壓一樣。其實他們對自己的症狀無法控制，無論他們殺的是總統、警察還是他自己。

它挑戰的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人性。當然犯罪者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。

但如果民眾因個人利益不遵從法律，不是政府部門應該貫徹公權力，全力稽查勘驗嗎？不然，人民何需賦予市政府公權力？一個市府首長，不檢驗反省自家公樸的責任，讓錢櫃KTV各項公安檢查合格，造成六人死亡，市府不但沒有究責，還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，妄稱責任是市民不遵守規定，市府監督部門竟可不用負任何責任。大多數有這樣感受的人，都會感到自己生命受威脅，而非自己生病。

個人認為市府漠視公共安全的問題，造成結構性的謀殺比個人精神失常的罪刑更大，因為它造成的死亡更多，危害社會安全比例更大。記得當時找不到信任的人可以訴說，上班時感覺別人的眼光就像銳利的刀一樣地刺痛我，即使轉過身，身後脊背感到一陣冰涼，因為意識到同事的竊竊私語，他們都像是在針對我。

至今還記得有她的傾聽，舒緩了情緒上的緊張、害怕與不安。當保安期限快到時，每次的保安延長都有嚴格的精神醫學評估，以免造成社會不安。只是如果不正視此病的實質問題、不去了解病患，不使他和社會建立信任感，社會只追究結果，喊打喊殺非常容易，甚至槍決也不過是一顆子彈的問題。患者也應該治病，但很多患者並不認為有病應該被治療，因為他們確實聽到有人詛咒他、感覺有人要害他、覺得別人跟蹤他，他們腦子中所想的事，不斷被廣播出去，他們認為腦中所想的事，周邊所有的人都知道。

他們因為症狀自己根本無法控制自己。筆者在二十幾年前，是在德國的精神科病房擔任護士，曾在德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被長官職場霸凌，在延長試用期間個人也覺得在工作時被同事監看，做什麼都覺得不自在，心理壓力高漲。

記得當年，我一張口和她說話，眼淚就潰堤般地滾滾而流，她也和我分享她身為德國人也有這樣被霸凌的經驗，讓我感覺好過一些。病患將永遠會被以異類看待，大家永遠把他們當不定時炸彈。

Photo Credit: Shutterstock / 達志影像 他們在監管保安中，可以穿自己的衣物，但必須被看管而沒有自由，長期接受治療與定期做精神鑑定評估。在德國因為這樣精神病引起的犯案，為了社會安全，他們的監管保安可無限延長，對某些個案的保護安全管束超過50年以上，從犯案至今都無法脫離監管。